沉重的期待

童年的记忆里，白玉象棋的故事朦胧而神秘。
小学毕业前夕，祖母从“老灶爷”的壁完里拿出一个雕花木匣，里面是一副缺子儿的白玉象棋。橙黄颜色，质地细腻致密，微透明;每个棋墩打磨得光滑，圆度规整，凹镌的隶书遒劲有力，字体黑红两色。我感到好玩，伸手便抓。祖母捆我手心:“宝贝幼，摸不得!”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渐渐知道这副棋的来历。
我高祖父是颇有名气的牛经纪，光绪末年，常在南阳贩牲口。有一次，有位生意伙伴缺钱，提出用这副玉棋抵作牛款。高祖父略通独山玉的行情，慨然应允，收下这副棋。
从此，每逢棋友造访，必在家中摆上玉棋，真是何等的风光惬意!然而，到了曾祖父辈，麻烦出现了，弟兄不睦，抽理交恶。分家的时候，都提出了要这副玉棋。
高祖父犹豫再三—最后二一添做五，一家一半，从此玉棋分离，至今已八十余载。
到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事情出现转机。爷爷这一辈，堂兄弟五人，家业兴旺，恩怨消散，终于坐下来商量玉棋的事。他们都觉得，分散保存不是办法，这家族宝物完整传下去才是正理。于是达成粗略协议:此棋今后由辈中长子保管，未经全族同意，不得转借和变卖。客观地讲，当时他们并无收藏和增值的意识，这次家族会议，在玉棋的传承问题上，使后人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纷争。
但是，落实这个协议却一波三折。
泼辣的三奶奶直言不讳:“凭啥叫老大管，我还不放心呢!”
四爷是国民党税警部队的文书，家住省城开封，兵荒马乱，为送几个棋子去跑趟老家实非易事。
说良心话，我爷爷确实尽到了老大的职责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东跑西颠，总算收回了大部分棋子。
抗战爆发，洛阳一度是国民党“陪都”，日寇飞机三天两头轰炸，土匪猖撅，拖家带口“跑反”，成了家常便饭，谁还顾得了收棋。
这时期，家里也发生了变故，爷爷染病，田地卖光，家道中落。
读河南大学的五爷，随校部躲避战乱，流离到河南亲川，加人了地下党，后奔赴延安。
四爷则随中央军开拔到了福建。
1948年春，爷爷听说三奶奶用一枚棋子，换了半束洋线，他拖着病躯找到那个货郎，用一块大洋赎回了棋子。
解放后不久，爷爷去世了。
作为辈中长子的父亲，一直惦记着收全玉棋这档事。
他曾苦口婆心地劝三奶奶交出尚存的两枚棋子，三奶奶当时的条件是要六十斤玉米面，那年月即便口粮吃紧，父亲还是咬牙同意了。
至此，玉棋就缺四爷手中的两枚“象”了。然而，此后却再也没有了四爷的消息。有人说他跑到了台湾去了，也有人说他战死在福建平潭。五爷通过福州军分区的延安抗大同学多方打听，仍杳无音信。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曾经托一位教授的海外关系寻找四爷下落未果。
几年后，台湾河南老兵联谊会组团到郑州观光，我立马赶去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打听到了四爷的消息—当年他确实到了台湾，因肺病于1958年去世，他的妻儿居住高雄。
总算有了亲人的消息了，我父亲急于和他们联系，挂号信发了几封，均因“查无此人”而被退回。
直到1992年，父亲才得知了消息—四奶早已改嫁。她的儿子在印尼一家远洋公司当大副。问及“玉象”一事，堂叔一无所知。这使我和父亲有些失望。
大约2000年11月，堂叔打来电话说:玉象的事儿有了线索，他听老保姆讲，他父亲来台时是带了两枚玉棋，装在水烟布袋里。后来，一枚当作和田玉摆件送给了一个原籍河南固始的老兵，另一枚不知所终。
堂叔表示，将不惜代价继续寻找，这让父亲心里稍觉安慰。
六年过去了，玉象仍踪影全无。但我们不懈怠。
两枚棋子，牵扯海峡两岸亲人的心，它是族人和睦相处的象征。
玉象，玉象，归来兮!

沉重的期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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